戒律的结集与发展之一

佛陀所说的教法，在佛世时是没有具体的形式与行文规定，而是随机施教。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显密等各宗的佛学，就可以知道释迦如来所说的一代时教，本来就是上继无始以来的初世，下及永无尽止的将来，亘古不变的真理。根据历来研究所得的结论，也认为比较合理的是，佛法不只是佛所说的。从佛的三业（身、口、意）大用而表达出来的佛法，是早在结集之前就存在的。

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以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推动觉化的救世大业。根据弟子们的领会、实行，用定形的文句表达出来，经过当时大会的审定，确实为佛法、圣典。因此，后世之所以有一定形式和分类的经律论三藏教出现并流传，是通过佛弟子不断的结集而来的。这种通过共同审定结集出来的圣典，就代表了当时佛教界公认的佛法。

一、律藏在印度的结集与弘传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从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传道以来，流传在世间的一切佛法，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类。其中“佛法”：是在圣典中，还没有大、小乘的对立；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后最初五百年的佛教。对于这个阶段的佛法，其分类和含义近代的学者之间，虽然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根本佛教”：指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代，四十五（有说四十九）年亲自传授的教化活动，是根本佛教，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源。

二、“原始佛教”：指佛灭后，大约一百年内，到还没有部派对立时期所结集的经典，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三、“部派佛教”：指部派对立后，也就是大众部和上座部分立以后，大小乘佛教对立之前（约佛灭后五百年内），各部派自行发展出来的佛教，是为“部派佛教”。

印顺法师认为，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而在“原始佛教”这一环节内所集成的圣典，有两部分：一、“经”（以四部阿含为主）；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以八十诵律为主），这是佛教界历来各派所公认的。在这时期所集成的“经”和“律”，就代表了“原始佛教”。在“根本佛教”时代，律部只有“波罗提木叉”一部分；而经部的四阿含，也大多没有定型的文字。所以，如果不从“原始佛教”去研究探求，那么对于“根本佛教”也就根本无法了解。同样的要想了解后来的“部派佛教”，也必须以“原始佛教”为研究线索。因为在“原始佛教”时期，由于传承的区域以及其他的人、事、义理等各种原因，已经为后来的部派分化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可以说“部派佛教”，只是继承“原始佛教”原有倾向的继续发展而已。

特别是在佛灭后，大约百年内，佛教界公认的两次结集，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戒律问题而引发的，整个经过的线索，在现存的各部律中大多都能找到。换句话讲，如果说“原始佛教”的研究是个关键，那么戒律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了解这个阶段的戒律问题之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1、第一次结集

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佛陀对佛弟子们的一种束缚，而确实是佛子的解脱之道，除此之外其重要性，在前一文中也已大略说过，但是有些众生因为无始劫来，业习重重，就不欣乐戒律的严格要求。《长阿含游行经》中记载：当佛灭度后，佛弟子中就有一个愚痴的比丘，名叫跋难陀，感到特别高兴，居然庆幸的说：“彼长老（佛）常言：‘应行是，应不行是；应学是，应不学是’，我等于今，始脱此苦。任意所为，无复拘碍”！这些话传到大迦叶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的悲痛。这些观念，不但和佛陀的遗教大相径庭；而且他想：如果真的这样，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岂不也因为佛陀的入灭而随着结束了吗！于是迦叶尊者决定，趁佛灭后第一个“夏安居”之便，集当时已证阿罗汉以上的上首弟子五百人众，召开大会，结集经律遗教。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

这次结集大会，是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由当时“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诵出经藏；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而结集大会的程序也非常的严谨，必须要经过“如法会议”（羯磨），首先由上座比丘在大众中上坐，犹如现在的大会主席，然后以问答式，由主席请优波离当众诵出律文，再经与会大众共同审定认可，这条律文是否确实是佛陀所制的之后，才能最终定案，这就是“结集”。现存的《摩诃僧祇律》中对整个结集的过程，有非常生动的记载：

“阿难言：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所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示。”

“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

《佛教戒律学》一书中解释说：所谓“随喜”，就是无异议默认表示。所谓“遮”就是反对、否决。不但如此，有是可能还采取更严格的认可方式。比如在《十诵律》卷六十中记载，阿难诵出后，还特意分别问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必须一一进行表态：“我亦如是知，如阿难所说”。这就类似于现代会议上，决定最重要的事项时必须采用“点名表决”的方式。

据说，这次结集的时间长达七个月（或有说为三个月），结出的律藏共有八十诵之多。但这部《八十诵律》的原本早已经失传，但他的可信性却是各个部派所一致肯定的。我们从今天所存的汉译律藏、南传藏和藏传律藏的内容比较来看，所有规范的宗旨和大要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律藏是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佛法之说法，是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的。

在这次结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大，即使到现在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当时的结集大会上，阿难曾经传达了佛陀的遗言说：“佛将入灭时曾告我，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所谓的“小小戒”，是指枝节性，不妨碍宏旨的戒条内容；而“可舍”的意思，应当是指“不必列为后世硬性遵守的条文”。在这重要的是，什么是“小小戒”呢？阿难当时并没有向佛陀问清楚，为此在结集会议上发生了诤论。最后阿难为大体着想，也为了僧团的和谐，承认了自己当是没有问明白的过失，而终止了此次的诤论；以及富楼那和大迦叶争内宿内煮等八事的记载，这些有关戒律的争议，最后都是由迦叶以老大的身份裁定：“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归于一致而告终。

正如《韩非子》所说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论任何法规，必须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保持其可大可久的效应，才是“毗尼久住、佛法久住”的真谛。据《五分律》的记载，实际上佛陀也曾经明言：“佛言－－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佛法本来是佛陀度生的“权巧”与“方便”法门，又怎么会反被一些琐碎，并无关宏旨的“小小戒”所束缚呢？大迦叶这种保守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后来的发展，为以后部派的分裂种下了必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