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如何将佛法发挥运用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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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传统文化如何作用于现代社会 已成为一种现代性焦虑了，介绍佛教运用于企业管理的情况，应该可有点启发。

但由于大陆的状况不好评论，所以底下只介绍台湾的例子，诸君闻弦歌而知雅意可也。

一、新萌芽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中，企业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教若要在现代社会存活，谋求发展，即必须与此基本组织取得某种协调关系。这与过去宗教在乡村农耕社会传布的形态完全不同，故宗教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教化功能，也迥异于从前。

现代社会中的护教者，不再只是传统意义的善男信女，也包括企业主。故而现代宗教所能提供的社会教化，除了传统意义的净化人心之外，更须观察它在促进企业合理化方面，能扮演何种角色、担负何种作用。

因此本文拟由佛教和企业管理结合的社会面来分析（亦即只讨论佛法如何被运用于企管界，而非探讨佛教界如何运用企管知识以发展、管理其教团）。探讨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新教化模式，并约略指出未来能再予深化的道路。

佛教运用于企业管理，感觉上现在已经从 搭截题 的形式渐渐发展成为一股趋势力量，在企业管理学界及业界都已具有不少探讨和实例。

但是，即使是台湾，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训练中心安排的课程，开设 禅与现代管理 之类的仍不多。换言之，企业界及业界是否已真正接纳此一论题，并对此已有开发之成果，并不如想象中乐观。

而且，市面上迄今尚无任何一本佛教思想与企业管理的论著。台湾杨国枢、曾仕强所编《中国人的管理观》（1988，桂冠）及曾仕强自着之《中国管理哲学》（1981，东大）亦均无任何一篇谈及佛教与企管思想之关系。香港法住学院举办的《东亚文化与现代企管》研讨会，会中涉及佛教者亦仅两篇，远逊于其他部分。可见学界对此论题尚乏兴趣，也少有研究成果可说。

再以台湾中央大学过去所办的两届哲学与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来取样观察，可看到其中仅有一篇《佛教认识和人间管理》，作者为留日学者陈宗元。如以哲学界和企管学界均不热衷参与该会议之情况来揣想，哲学和企业管理毕竟仍是双方均感生疏之论题。佛教和企管之关系，讨论者自然就更稀罕了。两者之关系，仍极松散。

二、企业内部统合

在台湾企业界内部，情况似乎好些，许多企业团体都成立了佛学社、禅修班，提倡以佛法来协助企业内部之统合，达成管理之功能。

例如美商保德信人寿乔迁新址时，时任总经理的陈履洁即敦请灵泉寺惟觉老和尚替新办公室举行洒净仪式。陈总经理的办公室也布置得犹如佛堂。该公司内部之禅修班，每周打坐、学禅，参与者亦不在少数。力霸百货公司的副总经理王韵如，也在力霸公司办公室里设了小佛堂，供自己及员工礼拜。

其他如电信局，在1989年成立了学佛会。

1990年中央信托局成立佛学社，以禅坐共修为主，并赴法鼓山等道场参访。

长庚医院于1986年成立佛学讲座，1989年设立佛堂，念佛共修，且为病患助念。

台塑的学佛团体，名为 福慧社 ，以佛学研习和禅坐研修为主，该公司另有 中道社 ，以研讨佛学理论为主。

中钢公司的禅坐研究社，则常与中船 真谛社 、中油 禅坐合作社 举办佛学讲座。

高雄炼油厂，有 光照念佛会 、 禅坐研究社 。常与佛光协会南部各分会所联合举办各类讲座及活动。

台电核一厂，1992年亦成立了 核一佛学社 。

台大医院于1987年成立了 慈光社 ，念佛共修，帮病患助念，协助医疗救助。

荣民总医院，1988年成立 慧心社 ，活动包括演讲、参访、义诊、行脚、朝山、联谊等。

这些公私企业或机关团体，都与佛教结了厚缘，佛教对企业人、对于组织之管理，必然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影响深远。依据相关之报导与调查，当事人及企业体对这一点，也都表达了正面的肯定态度，承认佛教在企业经营管理及人员心理调适上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

但是，我们若仔细观察这些机关团体中的佛教社团，便会发现：它们所从事的，其实只是一般性的宗教活动，基本上与企业生活无关，亦与企业经营无关。

犹如学生在学校里参加课外社团活动，或公务员在机关中结社去打排球、唱戏、跳韵律舞那样，固然有调适身心、舒缓工作压力、联结同事情谊、陶冶性情、排遣公余之寂寞与无聊等功能，可是和企业本身的经营运作、业务内涵是无大关联的。

企管学界也有许多人参与禅修打坐。例如南怀瑾系统的十方禅林，每周一晚间便有许多管理界人士共同打坐，包括商业专科评鉴的企素组评鉴委员尹衍梁、管理科学学会秘书长林英峰等。但此类打坐，只是让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工作压力与责任，致力于修身修性的功夫，才能有勇气承受压力、履行责任、达成任务 ， 活络全身筋脉，达到身体内部器官运动的效益 。此类功能，正与林英峰同时也进行的太极拳运动相同。

这些社团所办之活动，多以佛学讲座、念佛或参禅共修、朝山、参访、亲近法师大德、社会救助、临终关怀等为内涵。这些活动，与基督徒之聚会、礼拜、做见证、听讲道理、社会救助、临终关怀，无多差异，都是宗教活动。通过这些宗教行为，人们可获得身心安顿、有归属感等效果。这些效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即是法喜充满、观照念头、无我、忍辱等。用基督教的术语说，则是喜乐、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等。

凡此精神性宗教修持功能，无疑可有效舒解现代社会水泥丛林中上班族之疏离感，让人在工作之外更拥有心灵沟通之机会，形成亲密的次级关系，使丧失意义的人生重新得到意义，在价值迷失的时代再次体会价值。

但是，这不是只有佛教才能提供之功能，甚至也不是宗教才能提供的作用。因为此类功用，实仅具有应用心理学之性质。运动或参加文化艺术活动等，其实也可以达到类似的作用。

而且，此类活动基本上乃是非社会化的。如禅坐、静修，是强调个人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去朝山、参访古刹道场，也是走向社会之外，以求得心灵之清凉安定；到贫户、医院中去做善事行功德，亦是默默然于社会僻角中发光。与其企业事务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其功能，则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平衡与补充，以降低社会对人的宰制。

企业人在社会上活动，发展其企业，向社会赚取利润，再借由朝山参访去布施，或通过社会救济，把所获取的利润舍施给社会。这整个活动，可以被解释为自我救赎或符合佛经所说的 转 ，所谓转法轮而不为法轮转。

例如《慧炬杂志》三一三期刊有《如何把佛法发挥于企业经营之探讨》一文，主讲者沈来祯即云： 作企业、办工厂，或者办公司，或者开店，无论哪一种，当然都希望有盈余。对不对？简单讲，希望赚钱。 各位不要怕，你们经营企业的，要尽量赚钱。问题是，有了钱，你怎么去用？我这个 转 字，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怕，而是要能够转钱，不要被钱所转。如果被钱所转，就是做了钱的奴隶。 把你合法赚来的钱，尽量用来帮助别人。

此说诚然可以鼓励社会服务之风气，消解企业家赚取金钱、累积财富之后所形成的心理压力，让企业家把赚得的钱再释放一部分出来，协助佛教事业或其他文教、社会救助事务之发展。但其实所涉及的乃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有钱人如何运用其所得的问题，并非用这个佛经上的道理去 发挥于企业经营 。企业家既不能以此 转 之原理去赚取利润；此一用钱观，也未必只能以佛理来诠释。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片 把佛法应用发挥于企业经营管理中 的呼声里，基本上只显示了企业界人士为了疏解其工作及身份压力、为调节其职业与心灵之间距、为增进其宗教信仰，而在公余亲近佛法、学习禅坐而已。只表示佛教在社会各界普遍流行，商人们信从佛教的也很多，却不见得能由此得出企业界运用佛法经营管理其企业之结论。

这自然也不能便说佛法与企业之经营管理无关，唯其关系是间接的、曲成的。

管理学，是由如何有效管理机构内员工，使其增加效率开始的。后来始渐注意被管理者的心理因素，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的合作动机，例如如何激发员工之价值感、认同感，促进工作环境之和谐等，成为企业学界探讨之重点，人性化管理之口号，渐为众所熟知。更后来，管理思想才从企业个体、内部，着眼到企业体与外界的关系，认为企业应采取 利润分享 、 回馈社会 、从事公益活动等方法，来创造企业形象，树立企业精神，博取员工的价值认同。

管理学的阶段式进展，和企业界人士大量参与佛教信仰活动之现象，配合起来看以后，我们便可察觉此类宗教行为适巧暗合企业管理之原则。

例如学佛者在心灵上因为有了依托安顿，就不易躁虑，待人处事亦较宽和，协调性高，合作性强，对工作也不会有太大的排斥感，当然就有助于组织内部的整合，工作效率和气氛都会有效提升、同事间如果有了共同的信仰，也有共同的修持活动，自然情谊也较厚。一家佛教气氛浓厚的公司，信徒在其间工作，价值感、认同感当亦显著增进。

经营企业者，倘若发现了这个现象，因势利导之，为设佛堂、聘人协助指导念佛或打坐、鼓励结社、支缓活动经费，其员工自必感念，向心力自必增强。此即符合管理思想中对被管理者心理因素重视的原理，故亦不妨称为以佛法进行人性化管理。

又如企业体若能将所赚得之盈余回馈社会，从事佛教界所呼吁或举办之公益活动，当然也可替其树立良好之形象，博取员工价值上的认同，袪除社会各界对其为富不仁之印象。这便符合了前述 转 的精神，也不妨说是运用佛法以经营其企业。

此皆属于曲而成之之例。这类事例也最普遍，是佛教与企业管理的第一种模式，可概称为台塑模式。

三、建构企业精神

有些企业体则自觉地以佛理来建构其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如台湾巨东建设综合集团便是一例。

据巨东建设综合集团副董事长胡迪化表示：该企业不但认同 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 之理念，更以六波罗蜜为企业之大目标：

因为六波罗蜜的修行是最具入世精神的菩萨。就这点与其他以利润为经营理念的企业，是非常不同且特珠的。大约在十年前，巨东的目标也是建立在利润的追求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企业的成就是否只在利润的追求？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一个完整的企业是否应有完整健全的文化理念？在这一连串问题的反复思索与讨论后，决定将六波罗蜜的佛法理念融入巨东今天特珠的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追求人生的最高层次意义。 巨东是以佛法的理念，建立佛法的事业，以入世精神行菩萨道。

本此理念，巨东对其职工平时之在职进修、训练课程，都把佛理融入其中。职员里信仰佛教者，则每周六及每月初一、十五办有法会。其员工也常在佛光书局开讨论会，或参与执行佛光青少年夏令营之类活动。该公司之户外活动多安排佛教式行为，如朝山、参访、推广素斋、放生等。以公司名义办理的公益活动，有救济台风灾害、赞助老兵返乡探亲、送书到兰屿（即兰屿岛，为台湾本岛最大的属岛）、捐输大陆水患等。该公司并成立了巨东建设公益慈善基金会，由其举办 关怀青少年 等活动。

如此一来，巨东建设综合集团便类似一个宗教团体了。事实上，它400位员工中有半数是佛教徒，该公司本身也就是由佛光协会中正分会独立出来的 巨东分会 。

巨东佛教企业团体所提倡的六波罗蜜，也正是被认为可发挥于企业经营的佛法之代表。他解释六波罗蜜道： 为什么要布施呢？主要是对治一般人的吝啬。持戒，就是守法，不作坏事。就积极意义来讲，就是行善、做好事。忍辱，就是为大局着想，对治不好脾气、嗔心。精进，就是很稳定、很长久地来实行自己的理想。禅定，就是对治散乱与胡思乱想。智慧，对治愚痴。能实行这六件事，就是实行了佛法、佛学 。

此类解释，显然是世俗化、通俗化的说法。但一个企业公司，在经营其建筑事业时，能布施吗？抑或布施只能在企业已获盈余时才实行呢？依佛家原本之戒律，佛子手不可捉金钱，商人如何持戒？忍辱之 辱 ，主要指外来之困挫，也不是就自己的嗔心脾气而说。因此，一企业团体纵或使其本身变成一佛教居士团，六波罗蜜之度行，若不迂曲解释，仍是很难与其企业运作合拍的。

然而，企业体确立其经营理念，作为它经营策略之执行方针，并以其理念作为员工认同之指标，却又正是现下企业经营管理之一般方法。有的企业体以其创业主之思想为依据，如日本松下企业强调松下幸之助的精神，以其理念为导引。有的企业体，由其员工干部讨论出该企业之理念共识，作为它经营策略之指导，如日本本田公司之理念，即是创新、国际观、追求独占利润（利用独有技术，开发独占产品，追求独占利润）、厂商经销商顾客三位一体。有的则援用宗教，如巨东这类本诸佛教六波罗蜜之企业；有根据一贯道规划其经营理念的长荣集团；也有以瑶池金母信仰为底据的肯尼士企业。

所谓理念，不只是一套经营之策略或技术，而是具有人生观、伦理意涵的意识形态，用以统合企业内部，构成企业精神。而依佛法形成企业理念，且使其本身成为佛教团体的企业，即可能发展成一种理想一致、物质共享的宗教共同体，具有责任与利益共有的特性。道德团体、宗教团体、企业团体合而为一。

企业主持者，本此方向，规划其企业形态与经营策略，确实是符合企业经营及管理原则的。

四、志业生涯规划

相较于巨东模式的，是慈济模式。

企业体无论它如何宗教团体化，毕竟比不上纯宗教之团体。但一般宗教团体又很难视之为世俗性的企业体。唯慈济功德会不然，这是个特例。因为慈济功德会的组织，其实除了证严法师及其弟子具有出家众之身份以外，与一般社会财团并无不同，该会亦不举办传统性的佛教活动，如讲经、拜忏、打七、坐禅、法会、朝山等。它是个没有宗教活动的宗教团体，也不太与其他宗教团体来往。以董事会财团法人形态运作，在董事会底下设委员与会员，负责推动其四大志业。该会每月平均以十万人的速度成长扩大，目前已达到台湾每四人中即有一人是慈济会员的盛况。1993年所收得之善款，更已高至四十亿。

功德会，一般是由护持教团的功德主组成的；慈济功德会，却是以出家法师为核心之功德居士团体。出家法师们有个人小集团的宗教静修生活，如早晚课等；但慈济功德会本身并不传教，也不办宗教活动。

慈济荣誉董事（近千位）行列中的企业家们，分析慈济，认为它的组织管理体系远比一般财团松散，也无繁复的管理制度，但其成功，主要在于：

一、证严法师本人慈悲、无我、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世人。

二、巧妙结合闲置人口（如家庭主妇），有效拓展会员规模。

三、善于发挥捐款效益，账册清晰。

四、全体会员皆以身为慈济人为荣，自发吸收会员。

五、排除宗教迷信，不烧香或冥纸、不传教，也不排斥异教。

证严法师自己则认为： 现在大家谈企业管理，都以为建立制度、管理，事业才能成功。然而，秉佛陀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的心念，认为人应该不需要别人来管，而别人也不要一直想管别人。而是应该发挥 自我管理 的心态。所以，最理想的管理，应该是以 爱 为出发点，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启发、影响他人的良知及向心力，终而让每个人都能自动自发，做好分内的工作，这便是慈济成功的理念。

证严法师本人对 慈济经验 的描述，太过简单了。因为慈济会员之自动自发，与其采取类似多层次传销之方法恐怕就有直接的关联。其会计征信制度，更是普获社会赞美。故慈济的成功，其制度设计，不可能无所贡献。刻意贬抑制度及组织管理之价值与作用，并不恰当。

此外，慈济的成功，应该还可以从志业生涯的规划与发展之角度来分析。

企业体中的员工，基本上工作价值与目标本来只是为了物质上的满足， 为生活而工作 。但渐渐地，为生活而工作，可发展到 为工作而工作 ，也会发展到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为生活而工作，是不得已的员工；为工作而工作，是敬业的员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则是心灵另有萦注的员工，志业与职业是可以分开的。

从台湾经济发展史来看，上班族在五六十年代大多处在为生活而工作的阶段，衣食不周、谋职不易，能获一职位工作，于愿便足，不遑他求。七八十年代，大约可说是为工作而工作的阶段，各企业均要求员工能敬业、勤守岗位，把工作做好， 乐在工作 。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工作群体逐渐兴起，工作价值观产生变化，生活较前丰裕，休闲消费态度亦与从前不同。有的人会质疑如此辛劳于工作，使得生活单调乏味，是否值得；有些人会希望工作除了能满足物质收入之外，更能达到 自我实现 之目的，不只是为人作嫁，成为老板的赚钱工具。

为适应此一变迁，企业教育训练学界乃引进入力资源发展及事业生涯发展的观念，期使企业目标和个人自我成就能予结合。从个人的角度，依个人之性向与需求规划其志业发展，将事业之精神价值融入个人志业取向中；也从组织的角度，因应员工的需求，了解事业管理之过程及困扰，满足员工的成就感，以提高组织之生产力。

在此企管观念之带动下，企业主管经常协助员工做生涯规划，让个人生涯计划得借组织机构来达成。

但是，在企业体内部进行这类工作，无论如何努力，仍有其根本困难。为什么？

任何组织都无法提供所有高层次职位给员工，所以只能尽量增强其心理满足感，以减少职位升迁上之挫折。但事业性质与职位又有直接之关系，职位上若不能满意，要员工对其事业管理与发展保持良好之期待与满意，是不可能的。

其次，任何企业组织，均有其组织特性及限制，不可能完全依个别员工之意愿与性向需求来规划。个人在群体中，组织之发展计划势必被优先考虑。因此，所谓员工个人之生涯规划、志业发展，永远只能在配合事业组织的情况下进行，个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主性。

企业也深知员工若真发展其个人生涯计划，追求自己的天空，根快他就会走掉了，或去更好的机构谋差使、或换个更能吻合其兴趣志向的组织、或干脆自己创业。

因此，企业中协助员工进行生涯规划，其实都是培养员工对组织认同的手段。企图建立早期认同，使员工在成长和调适中建立利基，然后再确立自己。把企业的生存发展视为个人生涯成就的指标。以建立并发展个人主体为名义，而行消融抹除了个别主体之实。

王慧君《企业主管协助员工做生涯规划》一文即曾提到：组织推行生涯计划方案，乃是希望回收下列效益：（1）让最高管理当局看得见员工的承诺证明及他们坚定投入的行动，（2）满足员工个人的需要，（3）改善在职训练的绩效，（4）增进员工的忠诚度和动机，（5）更有效率地发展各部门或区域性的人力资源运用等。可见企业推动生涯规划与发展之理念的主要目的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员工。

相对于这些企业，慈济功德会有点不同。慈济功德会之崛起、发展，恰好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寻求自我实现的社会工作群体，正为其已模糊成形的志业生涯规划意识而发愁。机构内部严密的组织关系，既一时之间无法提供其满足，初步醒觉的主体意识又仍模糊不够具体。慈济功德会松散的组织会员制、所提出的四大志业，乃立刻满足了大众的需要。

会员们以慈济之志业为志业，固然也与企业要求员工以企业之志业为志业一样，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群体的价值认同上，抹消了个别主体。但因慈济本身并非企业，它不赚钱，只舍钱，故它强调会员 发心 参与。参与者是自愿的，自觉地本于主体良知而来行善济贫，所以并无主体被组织消融之不快，反而觉得有心安理得的喜悦自在。

慈济的组织体制松散，内部无职位可以攀升追求，成就取向也不表现在因职权而来的事业性质上，只感受于行善施惠之际。在为贫者怜、为死者哀、为生者苦、为伤者痛的热泪盈眶中，没有人会去追问慈济四大志业的合理性，以及个人是否也要以慈济之志业为志业，以证严法师之人生为人生。

因此这是把志业生涯规划理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团体，可视之为佛教与企业管理的另一模式。

然而似是而非的是：此一佛教团体，虽以其伟大管理经营成就为世人所称羡，其经营管理本身却并未运用任何佛法佛理。甚至这个整天以 大爱 为口号、为标榜的团体，是不是佛教团体，也都很可疑。佛教正是反对 爱 的呀！

唯一可以勉强附会之处，或许可说它是以 布施 来经营。慈济救助布施给社会的越多越好，社会上捐助给它就越踊跃，它的组织成长得也越快、事业越大。

五、可期待的未来

对佛教与企业管理之关系，本文将之区分为企管学界和业界两部分来探讨。前者主要是理论上的探索，但目前仍乏实绩可言。佛教思想如何与现代企管思想相结合相印证或相诘难，恐怕目前还未达到对话以融合再生的境地。然因其中涉及之理论问题较为复杂，本文不及处理，只能略举一二现象，说明其间之关系仍甚松缓而己。

关于企业界运用佛教佛法进行其管理者，本文则列举了台湾台塑、巨东、慈济诸模式来做说明。在我的叙述中，对现今运用佛法于企业经营管理者，其实已有若干批评。但这是因为佛教界人士对于如何在新社会中开展新教化形态尚不熟悉之故。对于如何致力于使企业合理化，佛教界亦尚缺乏关注。假以时日，情况应当会好转的。近年大陆企业界及企管培训业界也不乏将禅、佛跟企管结合起来的尝试，本文的评述，或亦可供各界参考。

【作者简介】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佛法与企业管理

*来源：微信公众号 龚鹏程大学堂 （微信号culture_g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