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鸽居”：周兆祥一家二十多年的“田园生活”

本报驻深圳记者于明山 文/图

20多年前，他选择在远离热闹都市的乡郊，一个叫“野鸽居”的田园寓所住下来，一家人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周兆祥一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家人过的“绿色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本报记者走进这个“环保家庭”，亲身体验了一天的“绿色生活”。

1 记者一天的体验：“绿色生活”是这样的

记者在九广铁路大埔墟站下车，坐上小巴，楼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色彩由灰渐绿，20分钟后到达“野鸽居”。

推开门，周兆祥笑容灿烂地迎接我，眼前的他头发蓬松、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眼睛清亮，根本看不出已近六旬。简单寒暄之后，与周兆祥一家人共进早餐，番薯粥、豆芽、蒸豆渣饼还有梨，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因为新奇吃了又添。厨房里没有洗洁精，周兆祥的妻子说因为很少用油炒菜，所以用水就可以把碗洗得干干净净，厨房也不见油污痕迹。

用过早餐，周兆祥迫不及待地要让记者见识一下他的“后花园”。说是后花园，其实是在屋后小山坡上开垦出来的篮球场大的一片田地，地里长着他们种植的各种蔬菜，还有香蕉、木瓜、荔枝等果树。他开挖的小鱼塘里，好多小鱼欢快地戏水呢。我跟着周兆祥收拾起蔬菜和果树来，又是除草又是浇水，他干得轻松欢实，我却是大汗淋漓。

午餐依然是全素而简单，有咖喱南瓜、豆制品、生拌豆芽、大酱汤，蔬菜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拿平底锅煮过后，只加少许咖喱就吃，主食是红糙米。厨房的窗台边，摆满了装着豆芽的玻璃罐。周兆祥边从里面拿豆芽，边滔滔不绝：豆芽发起来简单，做凉拌菜很可口。

放下碗筷，泡上一壶清茶，周兆祥与我聊起他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理论。下午3时，周兆祥要撰稿、备课，我这才有空仔细瞧瞧他的家。装修简朴，家具简单，很多东西都是二手货，而天花板上的吊灯、木椅子、盖在藤椅上的布和木门都是他的杰作，经他DIY后，恬静舒适。屋里没有电视机，厨房里没有微波炉和电饭煲，但到处有生机盎然的植物，绿色满眼弥漫，尤其是角落里种着的小麦草，散发出淡淡的草香味。

打开客厅的落地窗，露台上种满了好多种花卉，繁花绽放，好像春天就在这里盛开。露台外就是大海，海浪声随风飘来，可以看朝霞满天或是西边夕阳红。

书架上的一个小纸盒引起我的好奇。盒子外面印着“什么是快乐”，打开来，里面是周兆祥采访24名香港各界人士，请他们谈自己的快乐感受，然后做成一封封美丽的快乐信件，信封上的邮票和信纸背面的画是自己绘制的，内容是每个人对快乐的小小诠释。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觉得“下班后坐在按摩椅上休息，很心安。逢周日下午，与家人躲在安乐窝，很心安。”漫画家阿虫说：“当我们没有感到不快乐的时候，便是快乐；能够付出，跟别人分享，也可以快乐。”

喝着清茶，咀嚼着不同人的快乐，耳边潮起潮涌，不时传来几声鸟鸣。

早餐午饭两顿素食，下午5时刚过，肚子已开始咕咕叫。晚餐依然是全素：豆腐、油麦菜、荞麦面和黑芝麻糊，饭菜吃到记者嘴里没有多少滋味，但周兆祥一家人还是吃得有滋有味，满脸是幸福与安详的神情。

打坐是周兆祥晚上雷打不动的功课，记者跟着有样学样，但心一直无法宁静下来，因为平时这个时间会看电视；可周兆祥一下子就入定了。

晚上9时半过后，周兆祥绝对不接电话，记者也关掉手机。10点左右，按照周家人的作息时间上床睡觉，这才发现洗漱间里十分“冷清”，没有沐浴露、洗发水、化妆品，甚至没有牙膏。周兆祥淡然一笑说，一家人用茶籽粉、盐刷牙，用肥皂洗澡，太太从来就不用化妆品。

记者平时不过12点不睡觉，现在刚过10点就关灯休息，原本以为入睡很难，许是上午的劳作，又许是“野鸽居”宁静的环境，这夜很快入睡，还睡得很沉很香。

2 环保的种子在心中：周兆祥的“心理环保”之路

周兆祥在香港几乎是人人知晓。20多年前，香港一家电视台将周兆祥一家四口不看电视、不用塑料袋的生活拍成节目，自此很多香港人称他为“环保战士”。

周兆祥1948年出生，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英国修读博士课程，后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讲师。在英留学5年，他心里深深埋下了环保的种子。那时英国已经实行垃圾分类，循环再造。但在当时的香港，人人为生计奔波，人人向钱看，把自己、他人、大自然都当作“物”，用“物”或金钱利润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结果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根本没有意识到环保对人类的重要性和影响，沦为盲目的消费者、污染者。

20多年来，周兆祥积极推动环保和绿色的健康生活。他以单车代步，提倡素食，有机耕种，关注身体健康；他为绿色团体奔走、疾呼，出版《生机饮食手册》，录制电视节目推广绿色生活理念；他携着妻子孩子，搬到乡下自耕自种，拒绝物质和高科技的诱惑；他创办了慈善团体“Club O”，出版了多本有关绿色生活的书籍……

2006年，周兆祥毅然辞去浸会大学翻译系主任的职位，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做自认为最合理的事。他主持电台节目、写书和处理自己一手创办的绿色生活基金“Club O”的工作。最近他正忙着拍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复自在悠然》，向人们介绍他这20多年来绿色生活的点滴。

“Club O”已经有2000多名成员，定期举办绿色生活推广活动，每个星期有免费的素食活动，每个月有100多个节目。周兆祥的好友、中文大学教育系的文思惠博士，也早已辞职，告别整个都市的生活模式，到山区过上了躬耕而食的生活。周兆祥还有个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绿色社区”，里面有学校、有机农场、度假中心、绿色科技示范中心等。

3 一家人的共同理念：心灵的富足比物质更重要

1984年周兆祥从英国回来后，一家4口20多年来一直住在“野鸽居”。在这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郊外，一对子女过完了与别人不同的童年。没有电视机和游戏机，没有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两个孩子从不感到孤单和遗憾。家里的大门与墙壁是他们的画纸，娱乐就是和父母爬山、出海，从小他们就懂得和大自然做朋友，与父母享受田园之乐。

周兆祥的女儿可凡在美国修完学位后，回香港做兼职英文补习老师，同时加入了剧团当演员。儿子可未已经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可凡和可未为有周兆祥这样的父亲骄傲，父亲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对人有爱心，对人生充满希望。

在他们的记忆中，父母从来不买玩具，要玩就是靠自己动脑筋，可凡会到沙滩演戏给弟弟看。姐弟俩从小就很有环保意识，将旧报纸循环再造，不使用塑料袋，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可凡说：“爸爸虽然在外面大力提倡素食和环保，但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力，我们的路都是我们自己选择。”但无形之中，可凡已经受到周兆祥的感染，喜欢绿色而健康的生活，除了与父母一起吃素外，也传承了父母的仁爱之心，18岁时主动要求到粤北山区支教。

面对周兆祥如此痴迷地投入绿色生活，周太说她是“全力支持”，“很多人觉得周兆祥做得太出位，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如垃圾分类、练气功等等，慢慢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因为这样做有助于身心健康”。

周太介绍说，当年她也不喜欢种植，但是后来慢慢爱上了这一活动，“也许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生活很清苦，家里没电视，有时候还要耕种，但其实我们活得很富足。人的富足不在于吃多少穿多少，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满足。像我们吃了十多年的素，从来感觉不到生活清苦。相反，我们因吃得健康，一家人很少生病，省了不少看医生的钱。”

对话周兆祥 以最接近生命体的自然方式生活

坐在记者对面，今年已经快60岁的周兆祥显得很年轻，衣装简朴得体，精神饱满，举手投足间书生味道极浓。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亲切随和的笑容。

记者：“野鸽居”离学校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但你每次都是先骑30分钟单车到火车站，然后搭火车，接着步行，最后到学校，耗时1个小时。这不是浪费时间？

周兆祥：其实是我赚了。我不需要花时间到健身房，骑单车让我有足够的运动量，身体健康，生病看医生的机会便少了，省了医药费。骑单车途中，可以慢慢放松自己，慢慢减压，让思维展开蔓延，脑子里准备好了一天的工作思路，到达办公室就可以迅速进入状态。

记者：小孩子不看电视不会不快乐吗？快乐应该如何计算？

周兆祥：我认为，电视主要不是给孩子传递知识，而是提供娱乐，不过有些娱乐是有害的。我相信，如果父母有时间，肯与儿女下棋、讲故事，儿女也不会守着电视。家是建立亲情的地方，最美好的时刻是晚餐后，我们一家人在客厅享受天伦之乐。

快乐是在保证基本生活的条件下，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平静，并非有时间、有金钱便可信手拈来。现代人一有闲暇，就看电视，到卡拉OK、夜总会，这是娱而不乐的活动。

记者：你拒绝高科技吗？

周兆祥：我不完全否定高科技的价值，我也用电脑和传真，但不是所有高科技都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很多不必要的最好不用。如电动牙刷，本来刷牙是很简单的事，用电动牙刷多此一举，既不会节省时间，又浪费资源。

记者：好像你不愿被称作“环保战士”？

周兆祥：我对环保技术很外行，你问我什么是臭氧层、酸雨，我不懂。我现在所做的，是由一般人的心理环保开始，改变人们的心，大家就会慢慢关心我们的地球。

记者：有没有想过放弃？

周兆祥：从来沒有。我可以坚持这么多年，主要是基于一种不忍，若我现在不做点事，将来我的子女会怎样？可能再没有水喝、满街放满垃圾。所以我认为我有一个岗位要守。我现在退休了，只要活着，就会用一支笔、一张嘴，把绿色信念宣扬开去。

20多年前周兆祥一家乡间合影(资料照片)

在周兆祥在自己的田园里快乐劳作

周兆祥把各种豆类发芽处理，然后做成凉拌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