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人类的伙伴

陈建功、铁凝、邓友梅、李存葆、张抗抗等一批著名作家，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延聘为动物的代言人，他们用描写人一样的爱心和敏锐的感悟，写出了一系列反映动物“心声”的感人文章。近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辑集出版了《生命的喟叹》一书（中国林业出版社），值得一读，更值得深思。

众所周知，人类是宇宙历史进化出的高级生物，他们的生存权是天赋的，他们有权发掘自己的智力以发展文明，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正因为人类是上帝之爱所钟，先在地禀有天赋道德，作为“万物之灵长”，她承担着在地球上的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保护动物、善待动物，便是其道德责任之一。人类必须摒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承认自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普通“公民”，承认动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自身价值和内在价值。那种“大自然属于人类”的看法是一个可怕的生态认识误区，科学的生态认识应该是：人类属于大自然。

每一种动物都是地球生物链上的有机一环，各自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为了地球环境，人应该认可生物多样性，服膺生态平衡论。但是，严酷的现实是，与农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了以人类奢侈地“生”建立在动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痛苦地“死”的地步，动物的灭绝已不再是恐龙时代的自生自灭，而是由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造成的。农药的使用使农作物大面积丰产固然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却给鸟类繁衍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林立的烟窗、腥臭的河沟、堆积如山的垃圾自然破坏了候鸟的徙道，令“大雁南飞”成了童年的记忆；森林砍伐，导致野生动物大块连续的栖息地被分割成多个片断，生境退化，野生动物濒危；修大坝，开大矿，开发项目频频上马，给生态带来颠覆性的破坏，动物东奔西突，丧失一个安宁的“家”，何以继嗣？比如生活在我国西南岩洞中的果蝠，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传媒动物，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对这些山洞不恰当的开发，使它们再也无法繁殖。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常使人们忽视和剥夺了一些动物的生存空间。

一部人类文明史见证了权利范围的不断扩展，动物的生存权利自然成了人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动物生存权利所挑战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私人领域，而是具有政治和伦理意味的公共领域，成为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解放运动的重新界定的领域。人类肆意捕杀动物，爬行类、两栖类、鸟类、蛇类、龟类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野味和补品，这种“物质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威胁文明本身的程度，它是对人权主义的亵渎，也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

1978年以来，我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开始逐步形成，先后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颁布实施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这对保护动物、平衡生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保护动物的具体实践中也遭遇到诸多现实挑战，存在不少规范的空间地带。就以历经20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来说，它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强调保护的是大熊猫、东北虎等显眼的国宝级珍稀动物，而忽视了一大批低等的动物；二、强调野生动物的“资源性”，暗蕴着“为了利用而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的潜在思想，它体现的仍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三、立法还停留在保护体系内部，没有和经济开发部门的政策和规划结合在一起，导致保护工作成效甚微。正因如此，当年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的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汪松先生呼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严重陈旧，亟须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印度圣雄甘地说：“一个民族的道德是否高尚，可以从其对动物的

态度看出。”“非洲之父”史怀哲说：“当悲悯之心能够不只针对人类

，而扩大到涵盖一切万物生命时，才能达到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辉。”恻隐之心，从善待动物做起。只有当所有人们都以动物为自己的伙伴时，和谐社会才会真正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