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东瀛佛教年会有感

9月12至13日，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第57回学术大会在东京大正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第一个感想是日本在该领域的学术年会已经具备国际规范。学会实行会员制，参加会议者必须是会员。会员每年都要交纳年费，如要出席年会，还要交纳专门的会议费。会议不为参加者安排统一的食宿，一切都是自费自理。我们几位中国学者就住在一家非常简单、毗邻东京大学的家庭旅馆里。会议中间设有一餐正式的晚宴，但参加者必须单独交纳费用。这样的组织形式，不仅减轻了组织者的经济负担，确保会议年年如期举办，更重要的是，还使得学会成为有共同兴趣者的联合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和权力，都比较珍惜自己的社团。年会专门安排时间向所有会员通报过去一年的经费运作情况和下一年的预算，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向会员汇报。笔者观察绝大多数会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也有人对经费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基于独立的学术联合体的理念，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还成为不同教派沟通的重要场所。日本的佛教学研究，基本依托于不同的教派，许多教派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有些甚至会经常在报刊上唇枪舌剑。但这些教派大都是印度学佛教学会的集体会员，并特别交纳集体会费。学者们在出席年会时，大都悬置自己的宗派立场，平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学会因而成为不同教派人士平等交流的平台。最近几年，学会比较积极地推行国际化，先是许多韩国学者参加了学会，现在又开始有中国学者加入，在未来的岁月中，印度学佛教学会或许有可能发展成不同国家之间宗教对话的场所。

倘若与西方学术年会相比，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也还有一些东方特色。首先是会长的任期，笔者所了解的美国宗教社会学会等，都是两年一届，不得连任；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的任期则是3年，会长可以连任。当前的会长木村清孝教授就正在第二个任期中。两相比较，美国模式的优点是：本学科较为杰出的学者，在其一生中都可能做一次学会会长，而其重要的职责就是安排年会，许多人就将年会安排在自己的城市。比如2000年笔者参加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年会，当年的会长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的海伦伊宝（Helen R. Ebaugh）教授，年会就在休斯顿召开。几百名学者涌到休斯顿，这对于当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是很大的促进。如果会长的任期过长，可能会有利于学会的稳定，但对其活力或有负面影响。

在自由讨论方面，日本年会显得比较冷清。首先在组织形式上，美国的年会一般是同一主题的4至5篇论文集中发言，随后留下时间统一讨论。根据笔者的体会，讨论一般都比较热烈，每个发言人都会遇到2到3个以上的问题。日本的发言模式则基本是9人一组，每个人发言时间15分钟，讨论时间5分钟，结果很多时候一个提问者也没有。如果没有讨论，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参加会议，学术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这也使笔者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即很多人都认为年会已经没有必要召开，但没有人敢将其停止下来。以笔者个人的浅见，终结这样一个学术平台当然罪莫大焉，学者疲倦的原因或许反映了日本佛教研究凝滞，没有新鲜有活力的共同话题，没有突破性的研究范式出现，年会的更大功能就只是朋友聚会了。体制方面的改革、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对学会活力的焕发有积极意义。

回到北京，想到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则只有深深的感叹。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规范的会员制的学会？什么时候我们才心甘情愿地自己掏钱出席学术会议，不再受制于出资者的私欲并由此确立独立学术精神的物质基础？而更不知道学者们什么时候才不再惦念着一切免费还要拿出场费！